原发性肝癌（大多为肝细胞癌）全球发病率高，我国占第一位，在我国癌症病死率中，肝癌占第二位，在全球占第三位。这个第一、第二和第三，提示我国肝癌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20世纪肝癌研究的进展，先后建立在病理学、解剖和生物化学、病毒和免疫学、电脑和物理技术的结合以及分子生物学进步的基础上。自1901年Eggel提出肝癌病理分型以来，病理学至今仍为肝癌诊断、治疗和预后的重要依据。20世纪中叶，由于肝脏解剖和大块肝切除后生物化学改变的研究，出现了肝脏规则性切除，使肝癌治疗第一次获得实质性进展，成为有可能得到根治的惟一手段。病毒学的进步，是在Blumberg发现乙型肝炎病毒的基础上，由此出现乙型肝炎疫苗预防乙型肝炎，从而降低肝癌发病的基础。免疫学的发展导致两大进步，1963年Starzl开展首例肝移植，丰富了肝癌外科的内涵；1968年Tatarinov发现肝癌患者血中可测得甲胎蛋白（AFP），使肝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得以实现，小肝癌切除导致肝癌切除后生存率的成倍提高，成为肝癌治疗史上的第二次飞跃。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脑与物理新技术的结合也导致两大进步，一是医学影像学的突飞猛进；二是各种局部治疗的兴起以及微创外科的应用，又一次对肝癌的治疗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肝移植在肝癌治疗中地位的确立，以及对术后复发转移的研究，将可能导致21世纪肝癌治疗的新一轮飞跃。近年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基因组和蛋白质组技术的应用，将促进肝癌的分子分型和分子靶向治疗的进展。预期21世纪初，生物学将在攻克肝癌中起核心作用。

    21世纪的肝癌诊断，除回答肝癌的“是与否”外，还需回答肝癌的“好与坏”，转移复发的预测和预后指标将成为常规。建立在与肝癌细胞侵袭性相关的基因谱的“分子分型”已呼之欲出。2002年修订的TNM肝癌分期中，生物学特性部分取代肿瘤大小将成为疾病分期的重要依据，即删去所有大于、小于2 cm，而保留癌的血管侵犯作为分期依据。影像医学除继续向高分辨发展外，还将重视血管和功能显像。这些进展将会改变肝癌治疗的格局，包括外科指征和手术方式的变更。如果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肝癌临床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在肝癌的治疗上，微创与巨创并存是一个特点。微创外科观念是当前肿瘤外科的新趋势，也是对今后肝癌治疗有重大影响的因素。这主要是由于诊断的进步，可以发现更多小癌；也是由于癌症治疗的生物学观念逐步得到重视的结果。其核心是“既消灭肿瘤，又最大限度保存器官功能和减少对机体损害”。过去用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因符合这一观念，解决了伴肝硬化小肝癌的治疗，使切除后生存率成倍提高；降期后切除也符合这一观念，使不能切除肝癌的生存率有实质性提高；射频消融等局部治疗是这一观念的延伸，2005年Lencioni等报告治疗1 87例小肝癌的5年生存率为48%；2005年Ebara等总结经皮乙醇注射270例的5年生存率为60%。新的局部治疗方法仍在不断涌现。但各种类型的局部治疗仍存在残癌问题。与之相反，肝癌治疗的另一个热点却是巨创。肝移植无论从手术角度或者免疫角度对患者均属巨创。已经获得承认，用肝移植治疗伴失代偿肝硬化、无明显血管侵犯的不太大的肝癌，其无瘤生存率高于切除和局部治疗。但我国肝移植仍有诸多瓶颈问题，如供肝来源、脑死

亡立法、高耗费、肝癌／肝炎复发等。为此，就我国治疗肝癌而言，肝移植“不能不搞，但不能都搞，更不能滥搞”。

转移复发的研究是今后的重点和难点。据现有资料，转移是多基因参与，多阶段形成，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且不同肝癌亚型和不同转移表型可有不同的相关基因及蛋白谱，肝癌转移相关的基因及蛋白还可从肿瘤血管和微环境去找，从而使肝癌转移相关基因及蛋白质的寻找复杂化。还有资料提示，肝癌转移潜能的获得可能来自原发瘤阶段，这样就需要从内外病因入手。这就导致文献报道的转移预测指标不少，但成为临床常规应用的不多；同样分子治疗靶点也难以确定。预期转移预测指标能有70%的准确性就不错了，同样，治疗的分子靶位也是相对的，因为很多是其他实体瘤所共有的。

    展望21世纪，一级预防、早诊早治、生物学特性将是进一步提高肝癌预后的关键。肝癌临床研究任重道远，需要基础与临床结合，而循证医学是肝癌临床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