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自然选择的基本原则，突变蛋白的优势可以通过基因遗传的方式传递到生物体的后代身上。如果生物基因型和表现型之间的联系被破坏，优势生物的后代又无法拥有这个优势基因，一个更强大的后代种群就无法显现出来。在有关报道中，这一过程被暗示为“表现型面罩”。这一术语的出现，是为了形容“病毒抵制抗体攻击出现抗性的频率比预期要低”这一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同时出现在细胞里的病毒变种引发了衣壳蛋白的共享行为。由于病毒衣壳的寡聚特征，突变的衣壳与野生的蛋白混合在一起时会使病毒颗粒对抗体的抑制行为产生耐药性。这将一方面导致携带有野生基因组的耐药性病毒颗粒的形成；另一方面将导致具有耐药性突变但被包裹入对“控制”敏感的病毒颗粒的这类基因组的形成，原因是基因型和表现型之间的联系被破坏。Kirkegaard等人认为：“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行为对衣壳很有意义，但是，对基因组的其它成分意义又如何呢？难道它们不是最理想的药物靶点么？” 

      如何找到这些药物靶点呢？答案存在于遗传学中的“显性阴性效果”。显性阴性突变型通常会保留很强的能力以便参与到病毒生命周期中然后再抑制它。因为病毒蛋白的共享行为，一个显性阴性突变型也能抑制那些并不携带蛋白质的突变体的功能。由于显性阴性效果被操作的方式与表现型面罩相同，因此对那些起到显性阴性效果的蛋白质的筛选，应该可以找到抗性品系不容易操纵异类种群的药物靶点。 

      研究者的目标就是对与病毒生长有关的主导抑制剂进行筛选。Scott  Crowder开发出了一种方法，使得他可以定向突变脊髓灰质炎病毒，然后感染细胞，最后筛选出几乎没有繁殖能力的突变体。一旦这些没有繁殖能力的突变体病毒的基因组被查明，它们就被同时转移到有野生型基因组的细胞中。为了模拟这样的一种情形，即一种抗药性的善于复制的病毒会出现在抗药性的病毒种群中，Scott  Crowder使用了不足十倍量的野生型细胞。接下来，要寻找那些抑制野生型病毒生长的突变体就变得十分简单了。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这些主导抑制剂突变体中的很大一部分被查明是用来影响那些能集合成低聚物的蛋白质。更为可信的是，研究者也发现了一种在抑制病毒方面有一定效果的药物，它看起来就是利用了衣壳的这种特异结构。应用这一“抗病毒的日本柔道”，应当可以帮助人们将寻找有效药物的努力聚焦到这些可怕“敌人”的其它合适的靶点目标上。 



     注：夏雨译自2005年第八期的《自然-方法学》，版权为英国NPG出版集团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