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了每个人两个肾，而我们将其取下一个，就可以救活另一个人，而且自己也好好的。这从医学角度是已经完全证实的东西，然而这个肾脏如何获得？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中后应该属于谁？供者、受者二人之间会发生怎样微妙的关系？这个行为将会引发哪些社会现象？社会应该如何看待和规范这种行为？这些问题引发了医学界、法律界的争论，也引发了我们对于肾移植的伦理学思考。
　　首次肾移植是20世纪50年代完成的，近二十年，由于免疫抑制剂环孢菌素的出现显著提高了肾移植的成活率，才促使肾移植大规模应用于临床。在此期间，围绕肾移植发生过形形色色的故事，有的令人兴奋和感动，有的则让人感到无奈。这些故事又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医学界对肾移植的深刻思索。经过反复论证，目前各国都认识到完善的立法是正确引导器官捐赠的基础。
　　在相关的法律制定上，一些国家早一些，也有的晚一些，但都是非常谨慎的，这是为了让器官移植能够长久地造福人类健康和人类社会。
　　我国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人体器官捐赠法，国内实施的器官捐赠依据的是传统伦理道德和现有法律。
　　目前在我国，不论事先是否获得死者本人和家属的同意，死后获取尸体供肾都是不符合中国几千年儒家伦理道德的，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即使在部分思想开放的城市，有死者生前诚心捐肾也因没有相应的规定而难以实施。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牵扯了对死亡的定义、死者是否具有权利、死者器官能否算作遗物、家属能否行使死者意愿等等边缘化的法律问题。
　　美国、日本、新加坡、英国等国家出台的相关法规中已经明确规定死者生前自愿捐献的有效性，但在确认程序上是非常严格的。
　　活体供肾，由于其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暂时仍处于争论之中。各国都明确规定不允许买卖活体器官，但有的国家允许非交易性的捐赠。例如在美国，有些人可以为了信仰将一个肾捐给素不相识的人，捐赠者的名字也会被铭刻到著名医学院的门口。在我国，尚没有非亲属活体供肾的法律规定。
　　目前我国，最无争议的活体捐赠就是亲属间的供肾，所幸从医学角度也是成功率最高的供肾来源。但供者应该符合自愿的准则。虽然从医学角度我们可以宏观地说，人有一个肾完全可以正常生活，但当这一问题落到一个家庭、一个个人头上，那种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每一次亲属捐助，都可能是对家庭每个成员的一次考验，对家庭各种关系细节的放大，是对生命意义的重新思考，是对家庭和亲情的回归。
　　将自己的一部分植入至亲的体内，帮他度过难关，走完一生，这可能就是对爱的最好诠释。
　　有人担心，献出一个肾脏是否影响亲属供者的健康？尤其中医强调肾是命门更令捐助者犹豫。其实，中医所讲的肾与人体解剖学意义上的肾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体肾脏的功能主要就是代谢、产生尿液、排除有毒物质。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泌尿科主任谭建明教授指出，人有两个肾脏，一个肾有100万个肾单位，平时两个肾只有25％在工作，75％在休息，它们轮流工作。切掉1个，对身体无碍。实际只需有一个健康的肾脏就可承担其功能。
　　像吴阶平副委员长，20多岁时就摘掉了1个肾，现在他80多岁了，还很健康。权威人士指出，对健康者来说，献肾对身体影响不大，亲属供者可在3?6周恢复正常，各种并发症极少。
　　由于供出了一个肾，人们一定会认为供者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有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事实上供肾方只需要防止局部损伤，一旦出现病情要做到早期治疗，并定期随访。除此以外，供者完全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工作，并无特别的要求和限制。
　　“虽然一个人只需要1/3肾脏就够了，可亲属间捐献肾脏的义举还太少。”谭建明教授呼吁：“希望所有的亲人在需要的时候都伸出援助之手，让医学上的奇迹不断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