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纤维化是指肝脏中细胞外基质尤其是胶原的过量沉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而是许多慢性肝病发展为肝硬化的共同病理过程。近年来人们对肝纤维化的兴趣与日俱增，有关肝纤维化发生机制的研究更加深入，在诊断和治疗方面也取得一定的进展。
　　目前仍认为肝星状细胞（HSC）是肝脏中产生胶原等细胞外基质的主要细胞，而肝脏损伤－肝实质炎症、坏死－HSC激活－大量细胞外基质沉积是肝纤维化发生机制的中心环节[1]。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对于肝脏细胞凋亡与肝纤维化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而且对HSC的认识也已经超出了细胞增殖和合成细胞外基质的范畴。最近，Canbay等[2]综述了肝细胞凋亡与HSC激活及肝纤维化的关系。认为，与生物发育过程中的“生理性”凋亡不同，在有害刺激条件下发生的“病理性”凋亡可导致趋化性／炎症性因子的释放因而可加重肝损伤并激活HSC；和库普弗细胞一样，HSC也能吞噬凋亡的肝实质细胞，并能释放出促进凋亡的配体和致纤维化的因子[3]。根据这一理论，肝实质细胞凋亡是导致肝纤维化的重要机制。另一方面，激活的HSC可能主要通过凋亡来消除，后者已被证明是肝纤维化消退的主要机制之一[4]。由此可见，细胞凋亡是一把双刃剑：肝实质细胞的凋亡是肝损害及肝纤维化的主要动因，应予阻断；而HSC的凋亡有利于肝纤维化逆转和消退，应予促进。因此，任何把细胞凋亡归咎为好和坏的简单“二分法”是片面的。现已发现，Ⅰ型胶原、Ⅵ型胶原和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1，可抑制HSC的凋亡[4]，而ⅩⅣ型胶原可促进HSC的凋亡［Ruehl M, 个人通讯］。不难想象，如果能寻找到正确区分“敌我”、特异性地促进HSC凋亡的“聪明”分子，各种病因所导致的肝纤维化均可得到有效控制。
　　肝纤维化的无创性诊断手段仍是倍受关注的研究领域。欧洲学者报道他们开发的能全自动检测血液中多种细胞外基质成分的Fibrotest系统具有简便、快速、准确等优越性[5]，美国学者则根据血清转氨酶水平和血小板计数建立了能比较准确预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的简易模型[6]。有关肝脏影像学的定量或半定量积分法的报道也较多，但真正的突破有赖于影像检测理论和制造技术的实质性进步。最近，法国学者报道利用超声反射原理测定肝脏“瞬时弹性图”（transient elastography）来判断肝纤维化程度取得初步成功[7]。但到目前为止，肝活检组织病理学检查仍被认为是诊断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金标准”，因而迫切需要训练有素、作风严谨的肝脏病理学家参与肝纤维化的临床和科研工作。
　　国内外专家对于肝纤维化的可逆性已无异议， 对于早期肝硬化的可逆性已逐渐认可[8, 9]。国外文献中有关肝纤维化治疗的报道多为体外或动物实验研究，在临床上显示出抗纤维化疗效的药物主要为α-干扰素和拉米夫定。临床随访研究表明在产生持续病毒学应答的丙型肝炎患者中其肝组织纤维化可以减轻[10]，虽然有报道认为它对于乙型肝炎患者也有类似的疗效，但是最近香港学者发现，α-干扰素治疗对血清HBeAg转换及肝硬化的并发症发生率均无明显效果[11]。但这些临床报道多为回顾性分析，因此应开展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以进一步验证干扰素的抗纤维化疗效。拉米夫定能有效抑制HBV DNA的复制并在部分患者获得HBeAg/anti-HBe的血清转换。治疗2年后肝组织纤维化有不同程度的减轻或延缓其进程，若治疗更长时间甚至可使已形成的肝硬化逆转[12]。但是，YMDD变异及其所致的耐药性限制了它的长期应用，而停药后其对纤维化的疗效能持续多久尚需进一步研究。
　　本期杂志发表了一组肝纤维化和肝硬化方面的文章，内容涉及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诸方面，所用研究手段也已经深入到细胞和分子生物学水平。“C/EBPα基因在大鼠肝星状细胞内的表达及意义”研究了肝脏星状细胞的激活机制，“肝炎肝硬变患者外周血Ⅱ型树突状细胞数量和功能变化及临床意义”从免疫学的角度对肝硬化的发生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 “阻断转化生长因子-β1信号传导能够治疗大鼠实验性肝纤维化”则探讨了用基因治疗肝纤维化的可能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学者在本研究领域所取得可喜进步，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临床研究特别是符合GCP要求的有关肝纤维化临床治疗方面的文章在本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