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诊断新思路：器官→细胞→分子

  采访伊始，管教授提出了“如何准确地进行个体化治疗”的问题。他的理解是，个体化治疗应主要基于个体化诊断来开展。目前，器官和细胞水平的分类已不能适应现代肿瘤学的发展需要，在分子水平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例如21基因检测的问世带来了一种新理念，部分低危乳腺癌患者可避免不必要的细胞毒化疗；对于非小细胞肺癌（NSCLC），无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者应选择一线化疗，有突变者可考虑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对于EGFR单抗在结直肠癌中的治疗，只有KRAS基因野生型患者才能从中获益。以上表明，个体化诊断对个体化治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过去常说“同”病异治，现在看来，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异”病异治，即根据不同癌种的分子分型来进行不同的治疗。

  但是，因为这些分子诊断的价格不菲，也对医疗收支提出了新的挑战。管教授指出，正是因为目前靶向药物的价格都比较昂贵，这些有助于精确选择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才显得弥足珍贵，这归根结底也减轻了患者的总体负担，因为有效地避免了无效治疗带来的不必要花费。

  个体化治疗新模式：演绎归纳

  在个体化治疗时代，各种癌症的分类不断细化和复杂化，对于一名肿瘤内科医生而言，目前的科学发展使其不可能完全掌握全部癌症的诊治知识，肿瘤内科应进行进一步的分支，并须在此基础上成立专门的分子诊断系统，这对于处于发展中的我国肿瘤内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对此，管教授独到地采用了他中学时代学到的学习方法——演绎法和归纳法进行了分析。他提出，对于这些不断被“演绎”的复杂信息，或许可以采用“归纳”的方法加以解决。吸收并精炼大量信息而制订出各种癌症治疗指南就是一个进步，而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中国版的引入更是一个进步中的进步，使我们能有机会了解到目前国际癌症治疗的最新进展，并将其及时用于临床实践，造福患者。此外，寻找简单的检测方法来替代现有复杂且昂贵的检测方法也是解决途径之一。例如对于乳腺癌的分型，目前采用激素受体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分型法与之前采用基因芯片的方法之间有相当大的吻合度，大大简化了我们的工作。淋巴瘤方面也有类似的例子，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一名研究生发现，采用简单的免疫组化检测法与昂贵的基因芯片检测法对区分弥漫大B淋巴瘤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及时“归纳”出有用的信息至关重要，而这需要的是整个肿瘤界的努力。

  个体化治疗新启示：实验室临床

  管教授介绍，在个体化时代，应特别注意基础和临床的双向互动。为了在临床上给予患者更好的治疗，了解基础科学发展的作用不容小觑。分子分型治疗的发展也离不开基础研究的贡献，二者结合才能真正推动个体化治疗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正是所谓的“从实验室到临床（From Bench to Bedside）”的过程。

  但同时，管教授强调，“从临床到实验室（From Bedside to Bench）”的逆向过程也很重要。目前，个体化治疗尚处于起步阶段，远未达到完善的程度，临床上发现的一些问题，应回到实验室去进行进一步研究。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EGFR-TKI在我国患者中的应用。众所周知，晚期NSCLC患者的预后较差，但我国部分接受TKI治疗的晚期肺癌患者，生存期已达3年甚至4年，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我们将这些患者的组织标本进行进一步研究，探讨这些患者的基因特点，这对今后NSCLC的治疗将意义非凡。因此，在推动肿瘤学的进步方面，基础研究者和临床研究者有共同的机会和责任。

  肿瘤内科的未来：专业化与信息化并重

  管教授介绍，我国肿瘤内科的发展可分为探索、细胞毒化疗、分子靶向治疗和个体化治疗4个阶段。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中国肿瘤内科发展迅速，逐渐与国际接轨，但同时也有些问题须引起注意。目前，在肿瘤科医生中仅放疗科医生有认证制度，其他均缺乏相应的规范化专科认证制度。因此未来，在肿瘤内科医生和护理人员的专业化培养和资格认证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此外，管教授介绍，在今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会议上公布的目前研发的新抗肿瘤药物种类已超过100种，因此如何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使自己得到“信息化”，也是对肿瘤内科医生提出的另一个要求。